戀愛好好說  導演訪談    郭珍弟

與談人:王奐筑 ( 企劃暨共同編劇 )

王:

是什麼機緣,讓導演決定要將岡本加乃子的小說改編成電影?

郭:

我是在十多年前讀到《老妓抄》,岡本加乃子的短篇小說集。當時深深被被觸動了-在這個小說選集裡頭,很清楚的看到一個有自覺的女性,強烈地感受到生命的孤獨、哀傷,也理解到自己的渴望跟熱情。從而在「書寫」這樣一個表達形式當中,為自己的熱情不斷地尋找出口。也因為這樣的觸動,我開始想像,是否能將加乃子的小說改編成電影。

王:

為什麼先選了《過年》這篇小說?

郭:

當初讀到《過年》的時候,感覺很著迷,因為它的幽默,因為它對人生獨特的透視。我想,在《過年》這個故事當中,它展現了一個很有趣的視角:「尋仇」或者是「求愛」,其實都是一種追逐的過程,本質上很接近。當我們讀這個小說的時候,慢慢會感受到,這個追逐的行動來自於一個我們很內在的原初動力,因為是這樣原生的熱情,無論對象、無論目的、無論意義為何,事實上我們都能夠不斷往前走;也就是在這樣一個熱情追逐的過程當中,女性不斷地發現自己、不斷地理解到自己的無限可能,終於能夠自由解放。

王:

把創作於二十世紀的小說,改成二十一世紀現在的故事,然後又來到台灣來拍攝,在許多設定上是否很花費心力?

郭:

《過年》這篇小說,背景是1920、30左右的日本東京。一個都會上班女性的故事。開始要改編這篇小說的時候,我也曾經不斷地問自己,到底發生在這麼久遠之前的日本的故事,有沒有可能把它搬到台灣的都會當中?當然,去檢視日本的發展過程,他們在1928年就已經有了地鐵,然後,1930年代也是一個日本快速向外擴張,整個都會建設、科技物質文明、商業貿易快速崛起的一個時間點。作為一個職業女性,尤其年輕的職業女性,正是充滿了跨入社會、跨入職場的夢想,積極的想要把所謂傳統的婚姻、家庭這樣的包袱拋在腦後。所以,想起來,我覺得擺在現在的臺北,以女性追求獨立自主人生的狀態而言,似乎差距也還不是太大。因此,就比較不遲疑地開始著手把《過年》改編成我們的電影劇本。

王:

所以,《過年》就這樣發生在台北,一路追逐到吉隆坡了。那導演又是怎麼延伸出後面山形和彰化兩個段落的構想?

郭:

我自己覺得,在加乃子的小說裡頭,有一個很迷人的地方:其實她想要談的主題,基本上是有一種普遍性的。無論是愛情、無論是尋仇,它有一個普遍的形式,但是,所有精彩的創作,事實上也是最能夠用一個所謂獨特的事件或觀點來透視一個所謂普遍的狀態。對於創作者而言,如果能用一種新的形式讓讀者去重新檢視我們的生活,重新看到我們生命中那些原本就已經存在的事情,而且能夠發現新的想法,給我們新的行動力,那我想這是創作一個蠻重要的目標跟嚮往。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選擇了加乃子《過年》這篇小說,而將它放到三個不同的地點當中-台灣、吉隆坡、日本。我想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當中,確實有一些情感的普遍共同面向。

王:

導演要聊聊三個故事相通之處?

郭:

其實三個故事,在結構上有一個相似之處,就是:主角的出發點,都在一個自己並不清楚的、曖昧的動機上,當她採取行動,不斷行動當中,經過一個twist,一個轉折之後,終於恍然大悟,什麼是自己內心真正的渴望。所以,你要說它是三個故事,它其實也是一個故事的變形。

王:

那麼,在山形和彰化的段落,《家靈》這篇小說又是如何埋伏在其中?

郭:

《家靈》也是我很喜歡的一篇。關於被家庭禁錮的母親,一心想要逃離的女兒,關於女人和命運的對抗與和解。因為第二段和第三段又多了叛逃和返鄉的元素,於是不知不覺把《家靈》中的母女羈絆,無人知曉的初愛末戀,都放了進來。

王:

導演可以聊聊這次和幾位演員一起工作的經驗?

郭:

愛寗,是我跟片原小姐準備改編劇本時,第一個浮現的人選。然後,我們很快跟她見了面,她有一種非常乾淨的、清爽的、甚至帶一點點小男生的調皮氣質,見了面,我們馬上就非常確定她就是我們要找的演員。也因此開始尋找跟她搭配的人選,這中間考慮過很多人,後來我們選擇了志宇,因為我們想像志宇其實可以有一點點東南亞男生的魅力,如果他能夠勤加練習他的口音(笑)。所以,我們試著將愛寗跟志宇搭在一起,也覺得很合適。

王:

葉娜又是如何出現的?

郭:

我覺得,《過年》小說中,一個對於職場的有趣設定是,職場裡頭的人際關係通常是頗為小心謹慎的,尤其是在一個大公司裡面。因此,這些本來帶著禮貌的安全距離而有點疏遠的年輕人,因為一樁小事開始有機會互相接近,然後慢慢成為朋友。葉娜這個角色,事實上也是這樣子發展出來的。她變成在故事裡頭蠻重要的一個推動力,不斷推著我們的女主角小蘭去尋仇。這個大動作,也意外為她們的生活帶來很多樂趣,為她們打開了在公司裡頭的人際關係。所以,這樣一個明亮熱情的角色,我們經過很多試鏡之後,選擇了黎安。

王:

日本的選角過程又是如何?

郭:

峯田和伸和橋本愛實是很多縣民心中的「山形之光」,也因此在這個片子籌備工作一開始,我們就已經設定了,在日本的段落要由他們兩位來主演。他們個人的生活經驗也正好就是由山形到東京發展,這是峯田和伸真正的人生歷程。當然,橋本在這裡面演的就是留守在山形山村裡頭,繼承家族老相館的攝影師,這過程當中他們都以山形腔口白來演出。我想,山形的鄉親看到,應該會蠻開心的吧。

王:

佩真跟宏修的組合是如何出現的?

郭:

第三段故事發生在彰化芳苑的海邊,描述一個職場幹練的女性回到家鄉要把老房子賣掉,中間對於種種回憶、親情還有家鄉的眷戀,到心意已決,無論如何都要離開這個小地方。這樣一個女性的角色,其實有一點稍稍複雜,然後在故事當中,她也非常想要隨著自己的心意而行動。我們做了蠻多的試鏡,最後決定了真真。因為,真真其實展現了一種微微的矜持,但是意志很堅定,然後也有一個所謂強烈主張的狀態,我們覺得非常的合適,就這樣定了。定了真真之後,我們開始尋找一個跟他正好有一點對立面性格的男主角,後來我們找到宏修,宏修其實有一個非常柔軟、開放、流動的狀態,也因此我們覺得這兩個人搭在一起應該會有火花,那事實上也是如此。就是說,在那個兩個人孤單相處在一個空間當中,被封鎖禁困的狀態裡面,他們之間確實呈現一種緊張狀態,然後這個緊張狀態,又慢慢被宏修的溫柔和自在所化解了。大抵我們的選角就是在這樣的一些設定當中所產生的。

王:

談談為什麼選擇台北,山形和彰化做為場景?

郭:

加乃子在她的小說裡頭,花了不少筆墨去描述女主角所身處的外在環境。我想,從她的觀點來看,那個生命的動力是盲動的,所以有一大部分,外在環境會推著主角往前走,也因此環境的選擇很重要。在改編過程中,我們也開始思考:到底什麼樣的地點會去呼應《過年》這個故事?當然,首選確實就是台北,一個新舊雜陳,一個年輕人充滿了嚮往跟動能的地方,一個正在不斷的膨脹帶著微微的疏遠,帶著微微的孤單感的一個大城市。所以,台北是我們的不二選項,那當然台北也有一些比較溫暖的區域,比如說,大稻埕這樣的老城區、迪化街這麼南北雜貨的傳統商街。年輕人在裡面尋找什麼呢?這也是我們故事想要呈現的,因此,在台北,我們其實呈現了它的冷跟熱的雙重面貌。

王:

彰化呢?

郭:

第三段故事,我們加入了一個環境元素,就是所謂「風」,設定了故事發生地點應該是一個多風的小村,有一個長久經營的食堂,賣著海邊的特色餐點。它有一個清楚的意象:人情是溫暖的,環境是嚴峻的。尤其是,季節風起來的時候,你可能頭昏,你可能被封閉在小小的空間裡頭,你可能覺得無路可出。當季節風轉換之後,人們往外走的時候,你又在這個自己的家鄉當中,看見你所有跟人的連結,看見你所有跟這個大自然的連結。它其實是一個很矛盾的,然後不時在變動的一種情感狀態。這就是我們在王功芳苑非常強烈感受到的部分。

王:

也談談山形跟馬來西亞。

郭:

一開始我們有一個設定,就是雪景。我們希望在一個純白的大地當中去呼應加乃子小說裡頭這種非常簡約的情調,然後更清楚的看到這個情感的面向。想到雪,大家會覺得有另外一個選項是北海道。為什麼是山形呢?事實上岡本一家人有不少時間在山形,他們跟當地旅館啦、商家啦結下了非常好的友誼。所以後來我們決定在山形拍攝,也是因為他們的舊友、舊識給予我們很多的支持。

王:

順便談談我們在日本拍攝,印象深刻的事?

郭:

在山形的拍攝經驗非常特別,因為我們選擇了冬天,而且是雪下得最大的時候。在藏王滑雪區的山頂,我們到達的時候,正吹著暴風,夾著大雪。當然,以視覺來講,這正是我們要的效果,想要彰顯男女主角這個共患難的狀態。所以,我們演員也非常辛苦地走進了風雪暴當中,很辛苦地完成演出。當我們回到室內的時候,發現我們的圍巾都已經結成硬塊,就是我們呼吸的水氣,已經都是結成冰霜,大概有十分鐘的時間,我的圍巾都沒有軟下來。拍完這場戲,我就說,哎呀,以後我們還是選擇溫暖一點的地方吧(笑)。事實上也發生了很多機器上的小狀況,比如說電池突然不work了,很多技術上的問題,我們的工作夥伴都非常辛苦地克服了。另外,就是便當常常都是冷的,因為我們常常工作過頭,等到吃便當的時候,便當都已經是冰的了。很辛苦,但是充滿了熱情的記憶,在冰天雪地裡頭熱情的工作的記憶。

王:

我們去到很冷,也去到超熱的地方呢。

郭:

是啊,這個片子,從零下-20度拍到熱帶的37度。我們在馬來西亞拍攝了三天,其實,只要曬一天,你整個脖子就脫皮了,帽簷沒有遮到的地方馬上脫皮了。真的是經歷了、感受了那個所謂愛情從最冷到最熱的一個大幅度的劇烈變化(笑)。

王:

我們完成了一部台日合資的電影,談談跨三國拍攝的經驗?

郭:

對於製作一部電影長片而言,跨三地拍攝,事實上很像是變成三部片,整個工作量大很多,整個預算也高很多。所以,跨國拍攝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選項,但是我們很冒險的做了這樣的決定,也很幸運的得到很多的協助。尤其在日本跟馬來西亞其實都有能夠說華語的工作人員,所以我們這次工作其實是蠻順暢的。

王:

製作特效的過程其實也是很費工費時呢。為什麼在那麼緊的預算中還是做了一些奇幻情節的設計?

郭:

在台灣,很多多風的小鎮都會有這樣一個傳奇故事,就是牛被風吹上天了。可是,問題來了,從來沒有人真正看過。我覺得,如果電影能夠讓大家看到這樣一個大自然的奇觀,在共享這個奧妙經驗的當下,似乎我們彼此之間也有了更多的連結,共享的生命情感。這也是為什麼很想把這個傳奇故事轉化成視覺。

王:

絲巾飛走也是大工程呢。

郭:

要拍大風吹的那一兩天呢,風真的很大,但是我們還是用了發電機,接了好幾隻大電扇一起吹。然後女主角為了讓絲巾能夠順利的飛走,一試再試,吹到自己頭都昏了。事實上,我們還準備很多長長的竿子,就是當絲巾快要用完的時候,必須從樹林裡頭把絲巾撈回。所以那天很像一個馬戲團,不斷地把絲巾撈回來,不斷地調整風扇的位置,不斷地讓女主角站在大風中。好險,最後終於完成了一個漂亮的飛走的鏡頭。這次拍攝這些特效鏡頭,我深深感覺特效真是一種勞力密集的工作,不管是在現場或是最後在電腦桌前面,真的是耗時很高、造價很高,花費很多勞力的效果。

王:

所以,工作這部電影到現在,你的感想?

郭:

在成長的過程當中呢,我自己其實是不斷地感受到,亞洲女性是不斷地被期待、被定義、被要求。在閱讀加乃子的小說,到改編小說成為電影的過程當中,我其實一次又一次的感受到加乃子的熱情,我不斷地感受到她作為一個女性,想要發聲、想要說出自己、想要定義自己、想要找到自己的能量,她是用了全部的力量去擁抱生命。能和大家分享加乃子,我覺得很幸福。